■陈思平
1987年底，我有幸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学科博士，毕业论文刚答辩不久，就匆匆赶到浙江大学报到。
匆匆而行除了像早起的鸟外，主要原因是浙江大学最早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业对口，其二是博士后政策可以随迁家属，能解脱我对于长期只有妻子辛苦带两个孩子的内疚和后顾之忧。最重要原因是浙大欢迎我，吕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颇感兴趣。我在西安交大程敬之教授指导下一直从事医学超声多普勒血流测量和成像研究工作，期间硕士论文课题的成果后来在程老师指导下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记得后来浙大有位老师告诉我，我来以前吕先生曾在会上欣喜地告诉大家，我们学院要来一位在医学超声方向做得很优秀的西安交大博士，我们将要开辟医学超声方向。事后我听到，心里一阵温暖又有点惭愧！
万事开头难，当时第一批博士后包括浙大青年教师的科研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也非常稀有紧缺，我用的第一台计算机还是吕老师亲自出面带着我，当场要一位老师腾出正在工作的计算机给我的。吕先生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位老师立即撤下机器给我，计算机还带着余热呢，透出先生对学生的袒护和偏爱。我听说吕老师不少学生都享受过这种偏爱，但这却让我后来每次见到这位老师都感到歉意。
当时浙大博士后待遇高于一般青年老师，分配给我一套古荡两室一厅博士后新公寓。那时古荡不像现在繁华，离校区很远，于是向当时管后勤的卜校长助理重新申请，获批给我求是村的一间筒子楼居室。筒子楼每楼层仅一个厕所（轮流值日），做饭时家家冒煤烟，但小孩上学、生活方便，离实验室也近。左邻右舍都是团结户，就此结识了不少好邻居、比如后来的著名的贵州大学陈叔平校长。
浙大对我们博士后生活很关心，当时人事处有一位负责博士后的朱连昌老师，听说我们生炉子没有木柴，朱老师抱着一捆劈好的干柴送到我家，令我们感动不已！
博士后初期课题要开展起来还是不容易，首先是经费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已经用伪随机码方式做出彩色超声多普勒（彩超）的实验样机，博士后期间我很想再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经费问题看来必须再想办法。
此时浙大联合培养的覃正笛博士刚从芬兰回来，应邀访问深圳安科公司，约我一同前往。安科公司是中国科学院投资的国内最早的中美合资医疗器械高技术公司，后来锻炼和培养了很多精英人物，堪称业内的黄埔军校。当时拟开发生产我国急需的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以产顶进，其中包括彩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国际上仅有日本ALOKA和美国HP两家公司生产彩超，高价进口彩超使我国绝大部分医院用不起。之前安科公司亦派出过开发队伍和美国合作开发彩超，但未果返回，正准备在国内重整旗鼓再开发。公司领导陶总很诚恳希望我考虑加入并负责此项工作。
我很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但我觉得还要遵守合约，不希望中断博士后，另外还必须获得合作导师吕先生的同意。由此萌生一个想法，能否把博士后工作放到安科来做，也就是把博士后工作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发项目结合起来，事后我想这不就是我国后来实行的企业博士后站、又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雏型吗？这件事定格在1988年初。
吕维雪先生当时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并且动员了他的一些研究生（周依依、靳奕等）和我一起去。这批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深圳医疗器械企业的佼佼者。
在安科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国第一台彩超终于问世，并形成批量生产，倒逼国外彩超价格下降三分之一，该项目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而结束了我国彩超单纯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
吕先生无论我在站还是出站对我都是很关心和支持的。他被聘为深圳安科公司的顾问，曾多次来公司作学术报告，指导在站博士后，参加博士后出站报告会。
吕先生鼓励年青人要冲一冲，要敢于挑战科学难题。这种精神一直引导我不敢松懈，不但在安科把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办成优秀博士后工作站，调到深圳大学后，短短十年，和同事一起努力奋斗，把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成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感恩先生！祝福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作者为1988级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曾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