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昱涵
公交车在公路上一摇一晃，电子音合成的报站声在我耳中嗡嗡回响：“下一站——山歌馆、客运站，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按铃，并做好下车准备……”
我一个机灵，从昏昏欲睡中醒来，摁响了车铃。
远处低矮的山丘与佛寺古旧的塔楼，映衬着近处山歌展陈馆的粉墙黛瓦、春水碧波。公交车在我面前不紧不慢地再次启动，加入三角路口等待绿灯亮起的队伍。
这是腊月二十九的上午。绕着山沿着水走去，在寺院覆着黑瓦的黄色墙壁下遇到我的外婆。她拖着胖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明显的一脚高一脚低，花白的短发在空中颤颤——几年前骨骼的创伤还烙在她的腿上。隔着十步远，我扬起声：“外婆！”
显然她是走出村口来接我的。我们一起沿着寺院的矮墙往家走。“要不要吃豆腐花？”外婆突然开口。
我循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原来寺庙门侧，摆着一家小小的豆花摊。因为疫情的缘故，头香和庙会都取消了，连带着豆花摊也冷冷清清。
木桶，铜勺，塑料小碗。撇开桶盖，就露出热腾腾、白胖胖的豆腐花。守着摊子的老头儿也已经上了年纪，舀着豆花的手上打满了岁月的皱褶。也是这只手，在小小的碗中淋上一大勺深褐色的酱油，掺上暗色的紫菜和雪白的虾米。
外婆在桌前坐下时的动作显得有些笨重。她一面招呼我慢慢吃小心烫，一面和摊子的主人聊天。“你老爹在街上卖豆腐花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老头儿耳朵好像不太好使了，反应略略慢了半拍，过后却提起嗓子大声地答应着：“他死了二十年了。得老人病疯掉的！”
“我爹也走了二十年了。要是我爹还在，都该九十好几了。”“要是我爹还在，那得一百来岁了！”
他们毫不在意地交谈着，没有悲伤，也不见得惋惜。
下午我坐在外婆家的小院子里，抱着格非的《望春风》慢悠悠地往下读。多云的天气里，太阳淡淡地照在我身上，也照在懒懒地照在院前的小河上。外婆在河边浆洗着什么，我听到水被从布料上唰唰绞下来的声音，和书里春琴抹了肥皂往头发上舀水的哗哗声一唱一和。
忽然我听到河那边的马路上传来叽叽喳喳的笑语声。我抬起头，只见一个小姑娘推着一辆简易的婴儿车，车的把手几乎高到她的脖子，她不得不抬起手臂半扒着往前推，推起来却很雀跃。车里坐着一个左顾右盼几乎一刻不停歇的小男孩，他不时费劲地扭转身体，望望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奶奶。
外婆站起身来和他们打招呼：“小姑娘今天来的？”“昨天他爹娘带回来住着的，要准备过年咯。小子倒是住了有好几天了。”他们的奶奶说着又指指那辆小车，“你瞧瞧，我推他就坐着不老实，他姐姐推起来倒是坐得住了。”
外婆笑着答应：“你们家建平好福气，多漂亮的姑娘和小子！”
祖孙三个慢慢往前去，车轮的辘辘声与小姑娘清脆如铃的笑语都渐行渐远。外婆抱着大号的红色塑料盆，蹒跚地踏上沿河的台阶。
在《望春风》的结尾，格非写道：“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我们常常喟叹村庄的老去，却没有看到死亡的必然和新生的伊始。就如同新年存在的意义，一年成为过往，而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万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