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宋庆龄这样称赞他；“大丈夫，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季羡林这样褒扬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郭沫若这样评价他……敢说，敢做，敢笑，敢怒，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马寅初，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享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
1882年的盛夏，马寅初在浙江省嵊州市的小酒坊“马树记”里出生，生活无忧，本应继承家业的他志不在此，一度为了外出求学与家中抗争。后来，马寅初考上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公费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纽约市的财政》一文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小酒坊中的“小镇青年”人生命运就此扭转。怀着“强国富民”抱负的马寅初，在1914年底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力求治学救国。1920年他南下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经济状况，面对国内经济满目疮痍，他不停歇地到处公开演讲，希望能唤醒民众，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1927年，马寅初再次南下，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等论著，对金融界、经济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当时舆论认为是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而他的经济、财政理论也成为了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篇章。
抗战期间，国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在重庆大学任教授的马寅初更是连续发文和公开演讲，矛头直指国内财阀家族。敢讲敢批判的他也因此被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监禁，失去自由长达5年。但他坚信“天就会亮的，黑暗就会过去”。出狱后，犹如积压多年的火山爆发，马寅初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展示了一个民主斗士的铮铮铁骨。
这股讲真话的“硬气”，贯穿了马寅初的一生。上世纪50年代，国内人口增长率高得吓人，照此下去，前景令人担忧。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疾呼“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1953年到1955年，他几乎走遍浙江，深入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并开始撰写论文。1957年，他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观点，不料遭到批判和围攻。同年春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肯定《新人口论》后，该理论文章才得以公开发表。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卷入风暴中心，先后遭到两次全国性大批判，上千份大字报向他袭来，但他依然胸怀坦，正直不改：“检讨什么，我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如果只为个人着想，我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管！”时至今日，该理论对我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迎马校长！建设新浙大！”
2007年5月21日，马寅初铜像落成仪式在浙大启真湖畔举行；时光倒流到1949年8月26日，浙江大学的墙壁上贴着鲜艳的红绿标语：“欢迎马校长！”“建设新浙大！”
下午2点，马寅初在时任浙江省军管委员会主任谭震林的陪同下来到浙江大学，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和力学家钱令希等。浙江大学师生员工几千人集合到图书馆前的子三广场，热烈欢迎马寅初前来就职。“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我想到浙江大学担任一个普通教授的权利都没有……今天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打败了帝国主义，铲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我才能够受到如此的隆遇……”就职当天，马寅初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慷慨发言。
在浙大的日子里，马寅初坚持民主治校办校，力倡民主决策，要求“人人提方案，个个想办法”，群策群力，为办好浙大出谋献计；并首倡通过召开全校代表大会形式，讨论落实各项提案，浙江大学首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就这样诞生了！900多条提案和建议踊跃而出，马寅初领着大家对这些提案和建议一件件地讨论研究，一件件地进行落实。
1949年10月1日，马寅初应邀出席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他见证了伟大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时刻，而他的心中仍挂念着浙江大学和几千名青年学生。北京事务一结束，他便在10月30号深夜动身返回杭州，一到杭州，不顾旅途劳累，于当天晚上7点，即召集全校师生员工，报告北京开国大典的盛况，把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一些重要会议、基本精神传达给大家。“学校里最重要的就是读书上课，凡是有条件的人都应该到教学第一线去给学生们上课，并力求把课讲好。在社会上的诸种罪恶中，误人子弟是最大的罪过。”这是马寅初常挂在嘴边的。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讲财政经济政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中间连休息都忘了，难以相信当时的他已是一位年近70的老人。
面对不公，耄耋之年的马寅初曾悲壮豪言：“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无惧势单力薄，大丈夫铁骨铮铮，马寅初在浙大担任校长虽仅21个月，但他坚持真理的求是之魂，追求民主并以身作则的精神都为浙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整编 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