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正式掀开了此起彼伏的辛亥革命序幕。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东南，浙江是较早响应革命的省份之一。11月4日，杭州当地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起义。11月7日，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据当时参与光复浙江的革命党人马叙伦（原求是书院国文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的观点，求是书院对于“浙江光复”具有“直接的历史影响”，在思想传播、组织准备乃至军事斗争等方面都对辛亥革命、尤其是浙江光复做出了特殊贡献。
■张淑锵
求是书院师生积极倡导变革思想
1897年出任求是书院总办的林启，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主张变革旧式教育，开办新式教育，以“育才、图治”为宗旨，创立了求是书院。他指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陶拙存的《求己录》以及《曾胡文集》为必读书籍，这些书籍都具有比较明显的维新色彩。
院中不少师生思想先进，倾向维新和变革。教师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恕、马叙伦、孙翼中等人，他们在课堂内外传播民主思想，反对满清专制。学生更是关心时事，有的学生比如史寿白甚至在书院中直抒心中郁闷，在一篇《罪辫文》中将“本朝”改写为“贼清”，几乎酿成“罪辫文案”。据史寿白观点，当时的求是书院“民权思想普遍全校”。
求是书院的民权思想不仅在校内普遍兴起，而且通过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改良“新民小学”等举措，破除旧习俗，引领新思想，对于地方社会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效果。因此，邵裴子（教育家、求是书院学生、原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原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曾经把求是书院评价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
求是书院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党人
浙江大学在求是书院时期，培养了蒋方震、蒋尊簋、周承菼、王维忱、邵元冲、许寿裳等一大批的革命党人。
王维忱（1875-1922），名嘉榘，号伟人。浙江嘉兴人。1897年考入求是书院。1901年，由求是书院派出，赴日留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2为蒋百里，左3为梁启超，左4为张君励）。学。1902年冬，当选为东京留学生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会干事。1903年，任浙江同乡会会刊《浙江潮》的编辑与发行者（主要撰稿人有鲁迅等），同年与黄兴、陈天华、方声洞、秦敏鎏等人一同加入拒俄义勇队。1905年，任光复会东京分部负责人，加入同盟会。1906年，参与萍浏起义。杭州光复后，任浙江省军政府秘书。
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蒋方震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创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1900年考入求是书院，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第一，与蔡锷、张孝准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三杰”。1906年回国，先后任东三省（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浙江省都督府总参议。1911年，杭州响应武昌、上海起义，蒋百里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谋。
蒋尊簋（1882-1931），字伯器。浙江诸暨人。1901年由求是书院派出，留学日本。1904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第三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归国历任浙江新军第三标标统、弁目学堂总办、教练处帮办等职。1909年任参谋处总办，次年调任广东混成协协统，策动新军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率军驱走广东总督张鸣岐，参与组建广州军政府，任军务部部长。后任浙江水陆各军军统。杭州光复后，继汤寿潜之后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
周承菼（1883-？），字赤忱。浙江海宁人。1902年由求是书院派出，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奉派至四川训练新军。后调浙江任新军第八十二标标统，驻防杭州南星桥。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于11月4日率部宣布起义。杭州光复后，曾担任浙江都督、浙军总司令。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1898年就读于求是书院。1902年，由求是书院派出，赴日留学。1904年冬天，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1909年4月，许寿裳自日本回国。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
邵元冲（1897-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906年进浙江高等学堂（即原求是书院）学习。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考取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厅长。1910年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在上海参与讨袁的肇和兵舰起义。还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
教师中也不乏革命党人，比如刘大白、陈去病、马叙伦、孙翼中等人。
求是书院与光复会、同盟会关系
求是书院不仅在思想上和人才上为辛亥革命特别是浙江光复做出了贡献，甚至在组织上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某种条件。史学界存在一种说法，就是“光复会”是由“浙学会”发展而来，而“浙学会”的核心是求是书院部分学生发起成立。
1897年，求是书院成立以后，国事动荡。“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发生，革命思潮迅速抬头。1900年秋，求是书院校内的一部分师生对清政府反动腐朽统治不满，组织成立了“励志社”，“励志社”即“浙学会”、“浙会”
（姚辉《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载《浙江学刊》1985年）。求是书院师生孙翼中、王维忱、蒋尊簋、蒋方震、许寿裳等人都是社员。1901年初夏，求是书院中“罪辫文案”发，监院陈汉弟将“励志社”（浙学会）改名易名为“哲学会”，以之为掩护暗中开展反清活动；而骨干社员则纷纷离校，部分社员远赴日本，并恢复“浙学会”的活动。1903年11月，东京的“浙学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取得革命根据地问题。之后，根据会议决定，会员们加紧推进组织准备。1904年11月，以浙籍留日学生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国内革命派，组织成立“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因此沈说，“两次会议，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争鸣录历史事件篇》，第480-481页）。而光复会后来加入同盟会，对于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是无可争辩和有目共睹的。
不过，史学界对“求是书院”的“励志社”（或称“浙学会”）与“光复会”之间的关系亦有争议。但是如果上述史脉符合史实的话，则求是书院与光复会之间的渊源关系，足以说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对于辛亥革命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