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
每当漫步在紫金港校园的藕舫路上，驻足于竺可桢老校长的雕像前，我都会凝眸仰望，竺校长傲岸而又温和的形象气质总是那么亲切。尽管竺可桢老校长（1890-1974）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精神风骨却未曾一刻与我们分离，他的嘉言懿行及其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始终陪伴教育着我们，连同他的“两个问题”一同被我们镌刻于石、铭记在心。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而在我的心中，竺可桢校长正是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是浙江大学永远的求是大先生。
一
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11日）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本不愿就任。但当时浙大正处学潮迭起的艰难困境，见危不救从来不是他的作风，竺可桢心生恻隐：“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正是为浙江大学发展的大局着想，加上陈训慈、郑晓沧及夫人张侠魂等人的力劝，1936年4月，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辞中竺校长表示：“本人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而要达到相当的成功，必然期待诸位同学的合作和努力。”在竺校长的身体力行下，全校师生同心同德、相互砥砺，浙大在抗战烽火中迅速崛起，蜚声中外。
二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责任，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1936年4月25日）
竺校长到校后，即着手大力延揽优秀师资，“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他四处寻觅名师，礼贤下士，且任人唯贤，不带成见，包容兼蓄。
初到浙大时，竺校长“三顾茅庐”，几次亲自登门聘请马一浮先生便是其中显例，马老当时虽未能到校，却为其最终加盟结下善缘。1938年在抗战播迁中，马老颠沛流离之际致信浙大望予以接纳，竺校长欣然允诺。后马一浮先生随浙大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并为浙大创作了凝聚和升华求是精神的校歌歌词，影响深远。
竺校长不仅延揽名师，更竭尽全力为教师们安心教学科研提供充分的保障。据苏步青教授回忆：“浙大搬迁时，竺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
竺校长春风化雨般的关爱，浸润着学校的广大教师，苏步青教授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竺校长胸襟开阔、待人真诚、以身作则，受他的感召，各方著名学者陆续聚集到浙大，且能安于其位，待遇虽差一点，也并不计较。虽然时局动荡，学者们生活清苦，但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淳朴浓厚，教师们都以校为家，兢兢业业，真正做到了竺校长所倡导的“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吴耕民教授回忆说：“竺先生虽做了大学校长，地位很高，但为人和气，极平民化，故全校教师都叫他竺先生，不叫竺校长。”由此可见，竺校长也是当时教师心中的大先生。
三
“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
——竺可桢（《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1938年6月6日）
竺校长最重视学生家国情怀的涵养，他勉励大学生要立志做“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的报国人才。正是对浙大学生寄予“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之厚望，竺校长平时对学生们的人品和学业都要求很高，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浙大从泰和迁往宜山的路上，学校指派19名学生护送图书仪器等行李，途中战乱，学校电嘱绕远改走安全水道，但学生们急于早日将行李运校，仍按原定计划铤而走险。后学生果真遇到险情，有2位学生随即跳入江中，游往他处；其余同学为避空袭，也偃船迫岸，弃行李而走。幸好校中有职员及时赶到寻觅，才保住了物资。
竺校长针对这件事在学生集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话：“此次十九个同学管理五百件行李，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是为不智；临危急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各自分路，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此十九人乃你们所公推，是全体学生之样本，十九个学生之不负责，乃是全体学生之大辱，亦是全校教职之奇耻。以后你们得常自省问，若是再逢这种机会，是否能见危授命，能不逃避而身当其冲。”这次生动的训话，使师生们对于责任、使命、担当都有新的领悟和体会。
“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竺可桢老校长的谆谆教诲，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也为我们当下浙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四
“余惟以是非为前提，利害在所不顾。”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36年5月5日）
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疟疾疫情肆虐，日寇狂轰滥炸，祸不单行，浙大面临西迁途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泰和刚刚丧妻失子的竺校长，以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用“求是精神”为风雨飘摇中的浙大挺立起屹立不倒的精神风骨。
1938年11月19日，竺校长在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根据他的提议，经校务会议议决，学校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校长先后在多次演讲与论述中阐释求是精神的内涵，求是精神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竺校长不仅是“求是”校训的倡导者和制定者，更是终生践行求是精神的楷模。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举行“倒孔运动”示威游行，为避免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竺校长劝阻学生无效后，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1947年10月，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身亡，浙省当局对外宣称于子三系自杀，竺校长大义凛然向《申报》等记者阐明于子三事件事实真相。
铁骨铮铮，民族脊梁。竺校长践行了他心中科学家应取的态度：“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正所谓上行下效，在竺可桢的身体力行下，求是精神在浙大形成一股勇往直前、攻无不克的的强劲精神力量，这是竺校长留给我们的永恒精神财富。
五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竺校长不仅关爱师生，所行之处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他总是竭尽所能。浙大西迁时，竺校长就提出了“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沿途造福乡里。
在江西泰和，浙大师生协助地方修筑了防洪堤；在贵州遵义，当地烟民很多，竺校长甚为痛心，由浙大提供一笔经费援助，让当地人免费戒烟……这些善举至今为当地人津津称道。
这是一种博爱情怀，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全校师生感动于他暖人灵魂的大情怀大格局，所以当竺校长安排师生协助这些大义之事时，师生总是欣然应允，全力以赴。
1937年战乱搬迁之际，竺校长慨然派浙大教职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地母洞，并始终关注与协助其事，直至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顺利返杭。
2005年9月，习近平同志来校考察参观“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史陈列展”时，在这一事迹的展板前曾感叹：“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浙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竺校长一生为国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竺校长夫人陈汲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竺校长曾多次将自己珍藏和留在美国友人处买书之外汇捐献国家；后来他把南京一所用自己贷款建成的房子献给国家，1955年又将故乡的几间楼房送给国家。1974年病逝遗言，将由1966年起自动减薪三分之一的一万多元交了作党费。他用行动表明对党的一片忠诚，为科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切。竺校长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不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