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感到很振奋。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的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单身一人面对扑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孤单寂寞，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
当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四十一年后，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浙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累极为丰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有非常好的基础。我省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学有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研究所、文学院有全国仅有的五个文献专业之一，其他科研院所也有不少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机构，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居于全国前列。但我省也有一些不足，比如缺少古籍整理方面的统筹协调机构，系统性规划不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等。很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借中央文件的春风，乘势而上，布局我省新时代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创我省古籍整理工作的新局面。下面就此谈几点具体的想法：
1.健全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组织协调。《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工作体制建设”“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据我所知，同样属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安徽都有省级的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但我省作为文化大省，却一直没有这样的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2.重视古籍学科专业的建设，把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落到实处。《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省有关部门能设立独立的古籍整理学科门类，或者把古典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独立出来，项目评审、评奖时单独划定名额，这样对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3.脚踏实地，发掘弘扬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是一块出大师、出思想、出理论、出传世之作的沃土。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浙江先贤的著作达二万种，总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倍以上，可以说群星璀璨，光耀寰宇。《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为地方文献的整理指明了方向。就浙江而言，首先就应该“扎根于浙江大地”，大力推动跟浙江相关的古籍文献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为此，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类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集大成的《浙江四库全书》（目前正在出版的《浙江文丛》系统性有所欠缺），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书库，为振兴浙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2）对浙学代表人物及各思潮流派的经典著作进行精细整理，包括辑集、标点、汇校、编年等等，编纂成系列的“浙江经典精品丛刊”，打造成代表浙江学术的精品力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3）抢救性搜集、整理与保护地方档案文书，进一步夯实浙学的文献基础，扩大浙学的影响力。作为文献大邦，浙江公私收藏机构和民间也保存着大量地方档案文书，尤以鱼鳞图册、契约文书等存量最巨最具特色，它们是逝去时代的文化化石和时代印记，具有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它们最真切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极富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推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4）编纂成系列的《浙江文史读本》普及读物，发掘提炼浙江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