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虎
作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基石和政治保障，也离不开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主要文化形态，共同启迪和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新时代，只有立足中国的国情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导向，充分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批判鉴别西方现代性的利弊得失，才能构筑起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文化之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富基因及其成长困境
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其中，包含了不少共同富裕的文化基因。一是富民为始的治国之道。共同富裕的精髓在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这与中国悠久的民生传统一脉相承。二是均平扶弱的损益之道。均平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如何缓解贫富分化、维系社会稳定的方案设计，因而也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共富的朴素体认。三是重义兼利的索取之道。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满足人民利益需求的过程，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了用以调节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共同致富道路的百年历程，既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优秀共富基因的激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干扰，一度陷入“大锅饭”“穷过渡”的波折。新时代，对共同富裕探索的当务之急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研究分辨工作，将其合理内核提升为繁荣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养料。同时，着眼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择善明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使其共富基因有效地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文化动力。
西方现代性的勃兴及其对共富理想的背离
西方现代性在生成之初，其直接形式主要表现为启蒙精神对宗教世界的审判以及现代世俗生活的开启。在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中，启蒙精神所蕴含的主体理性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力图颠覆宗教礼法、实施现代性方案的思想武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思想解放效应。一方面，它随着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生产工具的更新，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理性化，将创造出传统自然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为共富目标提供丰厚的物质储备；另一方面，启蒙理性还挑战人类精神秩序，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使自由和平等理念成为重塑“现代人”精神气质和生存样式的基本内涵，为共富前景钩织出理想的主体条件。由启蒙理性和资本逻辑共同导演和筹划的西方现代性方案，虽然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繁荣丰富的物质文明，但随着资本逐利欲望的无限释放，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却逐渐与启蒙理性所允诺的共富理想发生背离，暴露出诸多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端，愈发走向历史进步的反面。主要表现在：严重的社会撕裂和两极分化，极度的精神贫困与价值失落。但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从以器卫道到制度牵引，再到文化改造，近代国人对西方模式的移植，不但没能带来与西方比肩的现代性成果，反而使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难处境，中国人民的贫困状况更是到了历史空前的程度。在近代“西化”浪潮的喧嚣之余，国内一些仁人志士已开始对西方现代性流弊的反思并探索化解方案。他们一方面试图以社会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对现代性的蒙蔽，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资源去克服资本主义现代精神的流弊。这些探索为共富道路的文化再造开辟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西文化共富观的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包括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以及废除“吃人”文化在内的综合辩证过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努力，持续不断地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支撑，为共同富裕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实现了对中西文化共富观的时代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是价值取向上的超越。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信人民是社会的建设者和财富的能动创造者，人民又是社会发展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二是理想境界上的超越。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目标体系，在阶段性地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实现了宏大性与现实性的融合、终极性与过程性的衔接，有助于促进人们对实现共同富裕长期性和过程性的充分理解，确保共富理想能够落地生根，避免急于求成、盲动冒进的乌托邦倾向。三是精神谱系上的超越。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这一精神谱系以伟大的建党精神为始源，以百年接续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以雷锋等代表人物、西柏坡等典型场域、抗疫等模范事迹的交织叠加为延展，呈现出一幅内涵丰富、立体多维的精神谱系图。
（原文载于《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