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栋
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自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时隔41年后的又一指导性文件。《意见》强调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全文分五部分，对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体系、工作保障做了全面的指导，并聚焦于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利用转化两个方面，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意见》为新时期推进古籍整理、研究、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
加强古籍价值挖掘发挥古籍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古籍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与载体，在每次文化开新中都起着引导文明、启发思想的重要作用。“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孔壁古书的发现、儒家“四书”的再发现，都引发了思想的大更新与文化形态的大转折，古籍中蕴含的智慧一直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源泉。
古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实践中智慧的凝聚，承载着中华先民的智慧、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记载着中华民族融合共生的历史，蕴含着中国人民在科技、医学、生态方面的知识与思想，记录了中华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比如《周易》，其中既有自强不息、果行育德的进取精神，又有厚德载物、容民蓄众的包容品格；既有刚健中正的纯粹气象，也有含弘光大的安贞容度；既有致命遂志、立不易方的坚定与果敢，又有知几而舍、括囊无咎智慧与从容；既有辅相天地、启国承家、观民设教的外王事业，又有反身修德、惩忿窒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内圣功夫。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
加强古籍整理研究发挥古文献学在建设“三大体系”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主要来自于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逐渐让位于文、理、工、农、医、管理、艺术等学科门类。在此学术转变中，以古籍整理研究为对象的古文献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孑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文献学这一传承悠久、最具中国特点的学科理应承担起开新“三大体系”的使命。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从孔子“删述”六经开始，经过历代经学家、史学家、公私图书馆学家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经验。古文献学正是古籍整理研究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是古籍工作经验的系统性呈现与学理性表达。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经过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杜定友等学通中西的大家的共同努力，古文献学科又吸收了西方古典学、图书馆学的知识，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本身即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立足传统、含容世界的结果。
《意见》指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学科体系、专业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的建设，强化实践教学，“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建”，“加强学科交叉，推动古籍学科与材料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学科融合发展”。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建设古文献学学科，如何培养一批中华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承者，既是关乎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议题，也是建设中国气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甲骨、简帛、敦煌、明清档案、石刻等地下文献的大量出土，改变了中国古籍的组成与样貌。信息技术、媒介技术的介入，改变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范式。书籍史、社会史、知识史的引入，改变了古籍研究的理论视域。将写本文献与刻本文献结合起来、将古代文献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将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可望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古文献学科与话语体系。
加强古籍普及利用发挥古籍“以文化人”的文化涵育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古籍具有文献与文物的双重属性，既包含着抽象的哲理智慧、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也是可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文化遗产。利用其可视、可触、可感的形式，将抽象的哲理智慧、人伦价值、人文精神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发挥古籍“以文化人”的涵育功能，无疑是一项功在千秋的文化事业。《意见》指出：“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量，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充分发挥古籍“以文化人”的文化涵育功能，是每个“古籍人”的责任与担当。《意见》提出的古籍进校园的工作，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课堂等不同传播平台，形成传播合力，利用现代化手段，借助于信息技术、传媒技术将古籍从“藏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展现其独特魅力。通过开设通识选修课程、开办古籍系列展览、开发古籍文创产品、开辟古籍展示园地等，充分展现古籍独特的美，让更多人接受、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得到滋养和教益，成为“充实而有光辉”的个体。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