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保庆
我的父亲朱庭祜一生奔波在祖国各地，但生活和工作最久的地方是浙江，一方面我母亲家在杭州，二方面是喜欢浙江。他曾对我说过，浙江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是宜居的地方。父亲在杭州的工作，除地质调查所之外，就是在浙大教书。
父亲对浙大的情怀是非常深厚的，先后两次在浙大任教。第一次是1936年，当时父亲在贵州地质调查所任所长，由于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军也大量增兵贵州，贵州政局混乱，父亲感到地质事业无安定的环境实难进行，又恐贵州随时发生战事，就趁贵州省政府改组之机，暂停那里的调查工作，并函托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竺可桢校长好友），请他帮助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系，推荐其去浙大任教。父亲于1936年7月间离开贵州，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父亲在浙大史地系担任的课程有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及水文工程地质学。另外，兼任一年级主任，每学期还需率学生到郊外实习数次。父亲热衷培养人才，很喜欢这份工作。刚刚稳定下来，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杭州屡遭轰炸，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决定西迁办学，9月下旬父亲和20余名教职员工带领一年级新生迁往西天目禅源寺继续开课，后本部和二、三、四年级于11月11日迁至建德梅城办学，年底日寇突破湖州向西逼近，浙大决定继续迁往江西泰和、吉安，父亲和一年级师生携带可运之仪器设备到建德梅城集中待命。
此时我们家已迁往孝丰镇（属浙江安吉县）木橡园亲戚家暂住，父亲怕湖州陷落后，路途会受阻无法再出，就请假越过天目山赶到孝丰，接家眷到杭州经宁波到奉化肖王庙，准备安置在岳父旧居暂住，自己再赶回浙大。万万没有想到，刚离杭三天，钱江大桥被炸，南北交通中断，一时难以回校。此时日寇长驱直入，江西亦趋不稳，奉化更告危急，父亲曾致函竺校长建议学校迁往贵州，如能同意，父亲可先前往调查适合校址（父亲来浙大前就在贵州工作），但因战乱久未得复。此时迁重庆的中央大学聘父亲前往任教，同时父亲堂兄朱庭祺也为父亲谋得重庆盐业研究员职务，父亲便决定去重庆任职。赴约前父亲给在浙大的老同学叶良辅教授去函，请其接替父亲的教学任务。1938年4月父亲带全家（母亲、四个儿女，岳母、内弟等14人）赶往重庆，这是一段艰难的跋涉。到重庆盐务总局盐业研究所任职且作中央大学兼职教授，我们在重庆度过了抗战的八个年头，父亲也结束了在浙大第一次任教的经历。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得知浙大已东归回杭，十分期望重回浙大任教，不久得竺校长认可，同意聘任父亲为史地系教授，7月父亲就了却心愿，第二次重返浙大任教，直到解放后的五三年院系调整，在浙大任教也长达七年。
父亲第二次重返浙大史地系任教，仍任一年级主任，当时一年级学生已有400多人，父亲负责工程地质、农业地质和野外实测等课程，因校本部（大学路）房舍不够，一年级就迁至华家池新盖的农学院上课。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课余时间他会到本省一些地方去进行地质调查，以增进对浙江地质、矿床方面的了解。1948年父亲除了教学外，竺校长还让他接替谢家玉教授兼任了浙大的总务长。那是一段动荡的日子，为保卫学校维持全校师生的生活和安全，父亲极尽全力为浙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更加恶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我在天长小学读书，回家路过龙翔桥就亲眼看见人们“抢米店”，慢一点就什么也没了。浙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在1947年底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后又掀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抗争游行，大批军警、流氓不断来校抓人、捣乱，浙大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听父亲说那时浙大师生员工已有五千多人，住得又很分散，为了维护学校安全，保护学校的图书资料、科研仪器和人员安全以及粮油等生活物资等，免遭反动政府垮台时的破坏，学校决定形势危急时把全校师生员工、家属全部集中于校本部，组织护校。并成立“安全委员会”（后改为“应变委员会”），当时几乎所有教授、系主任，都有具体的分工，有关总务方面的事，都由父亲负责。还要负责汽油储备，保证校车的正常行驶，负责粮食、副食品等储存，供情况危急时需用。当时教育部还下发了一笔“应变费”（因伪币已无价值，提取的是黄金和白银），除供学校教育科研紧急开支和必要的物质储备外，还包括教职工一个月的薪金，只能按每人原薪折成大米，再将米价折算成银元发给。有的要拿黄金，则将银元再折算成黄金。那段时间父亲常常忙得回不了家。
好在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大安然无恙，军管会进驻浙大，父亲也总算长舒一口气。父亲接受了时任浙江省财经委员会负责人汪道涵的嘱托，一面在浙大任教，一面筹设浙江地质调查所，直到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只设工学院，地质系大部分将调往南京大学。1952年父亲奉调华东地质局任总工程师；1953年华东地质局撤销，父亲并入北京地质部；1957年浙江成立地质局，父亲再重回杭州，就再也没离开过。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除大哥葆元外（在重庆读完中学，考上上海震旦大学），都和浙大沾上了边。二哥保昌考上了浙大化学系，1951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抗美援朝参军；大姐保莉考进浙大附中，待高中时浙大附中与蕙兰中学合并为杭二中，我和二姐保宁也都就读杭二中，许多老师都来自浙大附中；父亲的表侄李少眉是浙大农学院教授，是吴耕民老先生的学生；我的侄子朱勤也毕业于浙大。浙大的求是精神在我们身上都打下了烙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资料：
朱庭祜，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是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最早发现井陉铁矿及云南昆阳磷灰岩矿，是中国考察西沙群岛鸟粪资源之第一人。他对中国盐矿地质多有研究，在新安江等大型水电站的水文、工程地质工作中立过大功。在创办云南、贵州、浙江等省地质机构和在两广地质调查所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成绩出色。他长期从事地质教育，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总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