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写本文献的大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藏经洞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
虽然敦煌与我们相隔千里，但敦煌写卷却离我们并不遥远。去年，一则名为《启功抖搂隋代老纸》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启功先生在讲到隋代书法时，向大家展示了一张有些残破的写卷。经比对，我发现这个卷子为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的一部分，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收藏。启功先生去世后，经柴剑虹先生建议，启先生的内侄章景怀先生慨允将先生收藏的这份残卷赠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它也成为了我校唯一收藏的一件敦煌文献。
不幸的是，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没有文化，他翻检洞内的藏品后不免有些失望。后来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探险家们纷至沓来，他们利用王道士的愚昧和无知，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盗宝惨剧。
问题的提出
敦煌文献的缀合与藏经洞文献的性质以及写卷流散时的割裂密切相关。
藏经洞本是三界寺的“故经处”，收藏的文献多为复本、残本甚至是碎片。洞中收藏文献的性质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学界曾提出了“避难说”“废弃说”等不同看法。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通过对敦煌残卷的系统缀合，提出了“修补说”的观点，认为敦煌残卷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后唐长兴五年（934）前后，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道真开始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藏经洞的封闭则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藏经洞开启后，各国的探险家在翻检藏经洞藏品时，存在把原本完整的写卷分裂为数件的可能，这些原本残缺不全的写卷随后散入世界各国。而敦煌文献在流散过程中，又存在把一件写卷人为割裂成数件的现象，使写卷的面貌遭致进一步破坏。
姜亮夫先生就曾指出，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
缀合的实践
藏经洞文献发现后，残卷缀合工作与文献的流散、收藏同步展开。上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意识到残卷缀合的重要性，也有零散的缀合，但基本条件不具备。50年代后，英、法、中缩微胶卷先后公布，特别是80年代后英、俄、法、中藏品影印出版，为敦煌残卷的全面缀合创造了条件，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然而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残卷的缀合并不够系统和全面。特别是作为敦煌文献的主体的佛经写本，由于投入的人力太少，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有鉴于此，自2010年开始，我们的学术团队对敦煌写卷做了大规模的缀合工作，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即将出版专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更加全面系统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被列入国家“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研究工程”。
目前业已缀合的结果显示，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假定敦煌文献的总数为七万号，那么可缀合的残卷数就达17500号以上，数量十分惊人。
缀合的意义
通过残卷缀合，一块块破碎的残卷和残片得以拼合，原本断裂的丝路文明被连结在一起，这让我们感到激动和喜悦。总的来说，敦煌残卷的缀合具有“恢复写卷原貌”和“揭示写卷真相”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残卷缀合使得写卷原貌得以恢复。将那些原本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写卷重新拼合为一，让失散的骨肉团聚，这是敦煌残卷缀合的最大意义所在。例如罗振玉曾收藏过一件《老子义》残卷，在为写卷撰写的跋文中曾指出“然末行尚有新割裂之迹，知尚有存者，今不知在何许。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耶？”罗氏购得的写卷后入藏国家图书馆，编号为北敦14649号。幸运的是，其后被“割裂”的部分也入藏了国家图书馆，即北敦14738号，此号可与罗氏藏卷完全缀合，罗氏“延津之合”的愿望得以实现。
再如北敦2301号《金光明经》写卷前粘有一块写着“敷已”二字的小残片，与该写卷的内容无关。根据我的提示，我的博士生朱若溪发现此残片是从北敦3894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正文首纸第9、第10行下端脱落的，可以完全缀合，但阴差阳错，被误黏在了北敦2301号卷端。
又如伯2717号《字宝》是一部失传的俗语词和俗字辞典，颇为珍贵，刘复、姜亮夫、潘重规等前辈学者都对这一写卷做过研究。遗憾的是，该卷中间约有9行半的缺损。后来我们在普查俄藏写卷时，发现俄敦5260、5990、10259号残片款式、字体与该号十分相近，可以直接缀合。
又如我的博士生刘丹曾将分藏于英、法、俄以及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天津市图书馆的31号《摩诃僧祇律》写卷缀合为一个较长的写卷，可以说工程巨大。诸如此类，通过残卷缀合，写卷原有的样貌得到尽可能的恢复，原本失散于各地的“孤儿”得以“骨肉团聚”。
另一方面，残卷缀合是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对于确定写本的名称、系统，明确写卷的时代、相关方，判定写本的属性、真伪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个完整的写本通常有自己的题目，但被割裂肢解成多个残片后，会造成原有篇题的缺失。如能把相关的残片或其他异本汇聚缀合在一起，则有可能使篇题失而复得，或据以拟定较为准确的名称。例如斯8167号残片，存17残行，《英藏敦煌文献》拟题“押座文”“第一世间医偈”。其实此号是从斯4571号《维摩诘经讲经文》掉落下的一块残片，可以完全缀合，写本原有的名称也得以复原。
由于译者或传承来源的不同，同一文献有时会有不同的译本或不同的传本，内容往往大同小异。通过缀合，使孤立的残片拓展为相对完整的区块，则有助于我们对残卷的系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日本滨田德海藏伍伦36号敦煌写卷曾在2016年的拍卖会上以人民币87.4万成交。图版的条记目录指出该号“是我们以前在敦煌遗书中也从来没有见过的海内孤本”。随后我们发现伍伦36号与北敦14734号可以缀合，是法成译的《瑜伽师地论》残卷，内容与同属法成译的丹麦哥本哈根图书馆所藏MS12号、北敦14025号《瑜伽师地论》卷一经本基本相同，既非“义疏”，更非“孤本”。
在写本研究中，了解古书的成书和抄刻时代，以及与写卷传播密切相关的人员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献的价值。这些信息也能在缀合过程中失而复得。例如斯5443号与斯5534号二号《金刚经》写本残叶缀合，末题“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905）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抄写时间及抄手得以确定。
人们在定名和撰写叙录时，往往需要判断残卷的具体属性。但敦煌文献残损严重，所能提供的卷面信息非常有限，判断性质并不容易。通过与其他残卷的缀合，比较核验，就有可能发现彼此矛盾之处，并进而寻求确切的判断。如北敦11814号、北敦9894号均为《佛说佛名经》残片，图版的条记目录分别定作7—8世纪唐楷书写本、5—6世纪南北朝时期隶书写本。此二号可以上下完全对接缀合，因此前人对抄写时间和书体的判断必然有误。通过分析写卷的用字特征和笔法后可知原卷应为6—7世纪楷书写本，个别笔画带有隶意，但绝非隶书。
另外，敦煌文献中混入了不属于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而从其他地方混入或后人仿冒假托的伪卷。敦煌写卷身份的鉴别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假如“问题”写卷能与可靠的敦煌写卷缀合，就可证明其可靠性，从而为其平反昭雪。如2019年伍伦春季拍卖会上，伍伦7号拍品《金刚经》残卷以402.5万元成交，该卷行间夹注草体于阗婆罗谜字母，弥足珍贵。随后我们发现伍伦7号可与北大敦20号完全缀合，不但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两个残卷的可靠性，提升了它们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缀合的方法
在长期的缀合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程序科学的缀合方法。首先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较大；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
以前面提到的启功旧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为例，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我们对业已刊布敦煌文献的图版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明该经敦煌写本共有62号，其中属于卷二的残卷有北敦11930号等10号。进一步对比各号写卷的内容、碴口、行款格式、书风字迹等信息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启功旧藏可与北敦10672号残片内容先后相连，可以完全缀合。与此同时，写卷的“真实身份”也得到明确，可确定为敦煌藏经洞之物。
在目前的残卷缀合中，我们的工作是依靠人工完成的，有时会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如何将“人脑”和“电脑”结合起来，是当今研究中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目前，我们团队正在与计算机学院吴飞教授团队通力合作，希望借助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优势，让人工智能为敦煌残卷的系统缀合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一千多年前，敦煌三界寺的道真和尚历经千辛万苦，汇聚诸家函藏，修复佛经，让人敬仰。今天，我们继续道真的未竟之业，破碎的残卷、撕裂的丝路文明在我们的笔下得以连接和延续，我们为之感到欣喜和骄傲！在此，我要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位老师和同学的坚守与努力。
（文字整理：沈秋之 摄影：潘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