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VR眼镜，时光回到1600多年，北魏时代的云冈石窟十八窟浮现眼前。不同于实景游览，人们不再只能自底部向上仰望，只需要轻轻操纵手杆，便能“乘电梯”直上，探究从未见过的洞窟秘境——精致的壁画，温润的线条，主佛阿弥陀佛身披千佛袈裟，目视远方，神态肃穆，一伸手，似乎就能触碰真实。
这，就是数字化的魅力。
■章燚 祝思琪
2013年，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奔赴山西，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他们的足迹遍布山西文物的各个角落，探寻文化的脉络，用青春、热爱与奉献书写理想、传递信念，将文物定格在最美的年华。
做“矿藏”级别的专业文物数字化
“我们提倡的标准是，把山西的文物数字化，做到矿藏级别。”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兼SDDP项目总负责人李志荣说。
山西是中国的煤矿大省，也是全国地上文物最多的大省，团队期望着山西的文物，也能像山西的煤矿供应全国一样，通过发掘，回馈中国。
山西不仅拥有最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还拥有大量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往往缺乏经费和专业人员，保护力度不强。很多精美的古庙宇、古戏台、古院落大多失修严重，面临自然损坏、人为破坏、偷盗和失火等威胁，附属在古建筑上的壁画更是面临着断裂、起甲、空鼓、酥碱等病害威胁，令人担忧。
李志荣团队要为这批可能会被别人忽视的、存在感比较低的文物建立档案。在他们眼中，无论是村级的庙宇还是国家级的庙宇从文物和文化的价值角度来看都是同样珍贵。文物面前没有等级。
为保护山西省内濒危佛教、道教壁画及寺观建筑，2018年5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伦敦大学就“山西省濒危寺观壁画数字化保护及传播项目”（SDDP项目）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由浙江大学负责现场数据采集，伦敦大学学院负责进行数据处理，着手推进山西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团队借助多图像三维重建等技术，对山西省内濒危佛教和道教所在寺庙进行登记，建立数字化档案，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工作。团队还开放博物馆数字化文物展厅，为文物研究、公众教育和保护提供了开源平台。
坚守不变的理想
繁峙县作头村，古旧破败的天齐庙配殿内，摄像师韩羽正举着相机，一步一稳，向右缓缓移动。小屋里，几十张清代壁画正静静躺着。布置好光线、色卡校色、做好白板记录，相机的“咔咔”声开始不断在房内回响。很快，日头便升到半空。“这样的几十张壁画，需要拍摄数百张，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韩羽告诉我们，“不仅是壁画，整个木建筑的各个角落都要拍摄。”拍摄完后的图像，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将会合成为整个建筑的3D结构图像。
屋外，罗江淮手执遥控器，调控着无人机飞到了天齐庙上空，拍摄天齐庙平面图。屋内，杨振文正细细观察着壁画，手上的笔头不时滑动，空白洁净的A4纸上，不一会儿就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
团队成员在文物数据采集工作中往往身兼数职，搬运长达十几米的摄像工具，在各个角度寻找最佳的打光方位，在危险的高空端着沉重的摄像机拍摄都是他们的日常。
这是数据采集的第一步——田野考察，也是最辛苦的阶段。“文物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物质条件好工作就方便一些，物质条件艰苦工作就艰难一些。”
第二天，他们早早到来。当天是山西省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地面温度达到了32℃。罗江淮一行人却止步于天齐庙外——守庙的老人不让进。
这是他们在文物保护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困难——人们对文物数字化保护不理解。2013年以前，文物数字化尚未普及，人们对于数字化到底能做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和成果
并不明晰。团队刚开始工作时，遇到了很大阻力。
有时候，行动与实践胜过千言万语。
浙大数字团队在山西长期的工作和一项项成果，让当地人看到了文物保护的真心，逐渐接纳了他们。共同从事文物工作的当地基层文物保护干部、忻州文管处处长郭银堂等人对浙大团队的工作“天然”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为山西省文物数字化的展开提供了便捷。“信任是可以传染的。”李志荣笑着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他们的工作，同时，越来越多的信任传递开来。
虽然工作辛苦，待遇不高，但是大家乐在其中。“我们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是因为理想而加入团队。”李志荣说。韩羽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由于对古代文物和文化的热爱，毅然辞职从事文物信息采集的摄影工作。罗江淮则喜欢接触、学习新兴的技术，利用前沿的科技保护文物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几天前，李志荣所在的团队刚刚结束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期外业工作的考察。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是佛教四大名寺之一，反映了唐代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并不是所有的团队都有机会进入佛光寺哦，能够进佛光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殊荣了！”
用数字技术留存文物原貌
在山西大同，浙大团队也在进行着云冈石窟的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砂砾岩质的云冈石窟自然风化问题十分严峻，尽管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但石窟消失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石窟的数字化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云冈石窟博物馆大厅的正中间，矗立着高达5米，宽3.7米的云冈第20窟佛像头像，引得游客们驻足。这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重建高保真彩色三维模型，运用国内自主研发的高精度3D打印机，结合计算机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3D打印铸模技术，经过机械拼装、拼缝处理、喷砂上色等工艺制作的高保真复制品，实现了从细节到文物材质、纹理的高精度还原。
这不是3D打印首次大体量文物复制。两年前，浙江大学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合作完成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西后室原比例三维打印复制工程，使用了20台大型3D打印设备对842块复制文物同步加工制作，实现了首次使用3D打印技术大体量文物复制，震惊世界。
不同于看似笨重的3D打印，VR技术相对轻便灵巧。
戴上VR眼镜，时光回到1600多年，北魏时代的云冈石窟十八窟浮现眼前。不同于实景游览，人们不再只能自底部向上仰望，只需要轻轻操纵手杆，便能“乘电梯”直上，探究从未见过的洞窟秘境——精致的壁画，温润的线条，主佛阿弥陀佛身披千佛袈裟，目视远方，神态肃穆，一伸手，似乎就能触碰真实。
同一地点、不同视角，转动遥控器，无法看到的精美雕刻的文物在数字化手段下“活”了起来，让人惊叹于石窟的艺术与魅力。整个体验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洞窟的数字化制作，从采集、整合到制作，却花费了云冈团队整整一年的时间。
VR建设最大的难点，是不可控性。在洞窟内进行拍摄，一些扫描盲区和拍摄死角是无法拍摄的，这就需要补充。如果采用纹理映射，二维照片转化成三维就会产生畸变、拉伸，影响精度。
而在数据处理上，最大的困难则是计算机。云冈数字中心的何勇说，“云冈数字中心的房间比其他的房间都会更热一些，因为所有的电脑都在白天黑夜地算数据。”二十多台高配置电脑24小时不断电运作，仍然跟不上庞大的数据量。打开一些2G或者3G的大图就要花费十几分钟，而每个洞窟的图片更是多达300G。数据处理时，一个洞窟要“切”20多次，应用的软件最大数据量却往往达不到。执行一个命令可能就要花费半个小时。
所幸，今年年底，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合作的500平方米机房的文保中心将会完成交付，届时计算机将会采用浮点计算，计算能力会大大提高。
“文物要活起来，前提是要有准确的信息被数字化”，为了保证采集到的数据真实可靠，团队的专业性尤为重要，正因为团队内的成员都是精通文物和数字化的专业人才，才得以顺利开展工作，逐步取得了壁画书画和丝绸文物高保真采集与处理、土遗址与古建筑快速测绘、考古发掘现场全方位信息记录、馆藏器物高保真数字化等技术成果，建立了国内领先的研究平台。
在文物即将消亡的前夕，进行完整的信息采集、记录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手段之一，为研究、复原文物提供了可能，这是一段与时间赛跑的艰难历程。但是，“究其根本，所有的记录都不能代替文物本身。如果有一天，它被烧了、被损坏了，那就是真的损失，是数字化记录也不可替代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这个过程却是与文物保护的历程相逆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关系正在调整。期望有一天，能够实现经济回馈到文物保护中，文物保护也回馈到经济建设，发掘文化资源的有效要素变成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实现双赢。
（汪佳琦、徐京龙、王蕴仪、王莎对本文亦有贡献，照片除署名外均为章燚摄）
队员说
虽然这一次的社会实践主题，与所学专业几乎没有关系，但在这五天的充实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项新型文物保护手段——文物数字化保护，增长了我对于文物保护的理解和认识。我深刻地认识到，在积极宣传并亲身实践文物保护以外，我们亟需更加科技化的、合理的文物保护手段。
因为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留住文物，不仅能真正留住我们的文脉和血脉，更使得我们能够“亲身”跨越横亘千古的桥梁回到遥远的历史片段中去。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真心希望我国的文物、古建筑摆脱被遗弃、忽视的泥淖，焕发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何文涛
古迹的风化和消失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它们让我们看到永恒。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我从知识和实践技能上都得到了提升。团队的学姐和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大家互相帮助和鼓励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在视频制作中我第一次自拍自剪，镜头里面还有好多问题，剪辑的逻辑也并不算严谨，还不算十全十美，但是希望看到我们成果的大家，能够为研究院力图展现的具象化的历史感到动心。
——陈沛
此次，我不仅跟随团队探寻了山西民间古建筑、塑像、壁画、石窟的奥秘，更了解了文物数字化与3D打印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李老师告诉我们：“对于广大的文化或者文明的传承而言，浙大只是一个小角色，我们只想把我们的力量贡献出来。”尽管他们的工作有时并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但为了将珍贵文物永久留存的理想，他们仍旧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努力着、奋斗着，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很惭愧自己对家乡文物宝藏的无知，也很感激有这么一群人始终奋战在山西文物保护与发展的前线。科技为我们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遇，而人，创造奇迹。
——王蕴仪
从忻州古庙，到大同云冈，再到太原晋祠。破落的，富丽的，恢弘的，端严的……一路上无数古老线条沧桑色块从眼前浮光掠影般流淌而过，始终镌刻于心的只有眼见那一霎震撼与仿佛源自灵魂深处的敬畏。见此辉煌，如证百年。
岁月湍流。在绝对的消亡与吞噬面前，人类所能做的，只有建构在维护文物尊严基础上的挽留。摄影、成像、3D打印……数字化团队以技术为依仗，通过数字记录与模型塑造，竭力为后人留下可堪膜拜凭吊的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采集构建、色彩调和，是纪实也是创作，从旧的躯壳里蜕变而来，在数字化的界域里衍生出新的生魂。
——汪佳琦
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历史文物正在经受时间的打磨，缓缓消逝。所幸，保护文物的脚步在前进，濒危古迹的数字化措施，是对于历史文物最好的记录与保护。数字化的项目团队前期采用采集数据和数据处理，后期采用加工、上色等手段对历史文物进行全方位的记录，让文物成为可以走向世界的可移动文物。在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怀有对文物的敬畏、喜爱之情，将文科与理工学科交叉融合，去了解和重塑文物，让文物在二进制的世界里“活”下来，实现了对文物的现代化保护。
——王莎
记得刚到繁峙县的时候，那里的老师热情地对我们介绍他们的壁画保护项目，在艰苦的环境下，浙大人依然保持着求是精神，他们脸上虽有倦容，但难掩他们对保护壁画项目的热忱与激情。云冈石窟，北魏皇室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但是由于潮湿、风化等各种自然因素对这些石窟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破坏，而我们浙大人正在参与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的项目，利用激光扫描仪、三维建模等技术将文物保存，将科技运用到文化中，这些工作都让我们敬佩。此次山西之行，更让我理解了浙大人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彭欣荣
Y遥想
文物的生机
■徐京龙
文物是能修复。那文化能不能修复？
我之前以为文化只是一种抽象概念，释于形而留于意。历史千年，文化无非是规矩礼法，雪月风花。这般无形的事物怎样修复？
直到那边的师傅告诉我佛光寺的存在。
曾有段时间日本拥唐代建筑自重，甚至有人妄言唐代建筑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你看看，这连谁是爸爸都分不清了。”师傅笑着对我说。
而佛光寺的发现，打破了中国唐代建筑缺失的尴尬局面，其他流言也不攻自破。“我们一直都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我们连唐代的建筑都所剩无几，那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有过那么长的历史呢？”“那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记录？”“可以这么说了。”如果文化的载体都消失了，文化焉存？修复这些文物，其实也是在修复文化。
跟着师傅观览古文物，我看见了以前只流连于文字的琉璃砖瓦，也抬头看见待在教科书中的石佛。
但真正令我沉浸的，并不完全是那些历史精美的遗存，而是那在寺庙屋顶上方交织飞翔的飞鸟，那沿着地砖流动的清水，那我们固然要注重这些古建筑的保护，可保护不代表完全将其束之高阁，让它失去原本就有的生机。应该尽量妥善使用这些建筑，这样的文物可以说是“活”文物，使今人仍能感受到那时生活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