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古籍馆打卡地

动摇风景丽，盖覆庭院深。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人文社科组团的中央地带，坐落着刚开馆的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

走近古籍馆，一股古今融合、中西合璧的气息迎面扑来。馆前是茂密绚烂的花丛，一座中式古亭掩映其间。沿着青石小径走进馆内，宽敞明亮的现代展厅映入眼帘。

古籍馆馆藏丰富，涵盖了古籍、新线装书、大型文献（影印古籍）以及中国宗教学术特藏、版本学术特藏、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献特藏等若干学术文献特藏。

作为主要服务于校人文社科组团的专业分馆，古籍馆还藏有浙大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汉语史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历史学系等相关系所的部分文献资料。

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总量达十八万余册（善本两千种两万余册），所收古籍上起宋代、下迄民国。其中宋元刻本（含递修）十余部、明刻本约八百部、清刻本七千余部、明清稿抄本四百余部、名家批校题跋本近三百部以及西文善本二千余册。入选第一批至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数量为一百七十五部，居全国高校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籍馆北面一楼，还有一间古籍修复实验室。实验室有专业的传统古籍修复师，还配备了检测设备和古籍纸库，长期以来对开展中西文古籍修复的教学与业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除设有书库与阅览区域外，古籍馆的一楼大厅设有专门的展览区域。去年11月4日，古籍馆试开馆时同步开幕的“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就吸引了校内外的广泛关注。据介绍，古籍馆后续也计划举办馆藏章、古籍装帧、册府千华等更多特色展览，努力践行图书馆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与使命。

位于古籍修复实验室对面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献特藏室”也倍受师生喜爱。特藏室由图书馆与浙大蒋研中心共建，是集阅读、研究、教学、交流作用于一体的“学术共享空间”，每周二、四面向全校读者开放。

古籍馆的宝贝们来自哪？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始于1897年建立的求是书院藏书楼。国立浙江大学时期，浙江大学先后获得南浔刘氏嘉业堂和瑞安孙氏玉海楼部分藏书，又于院校调整时接受了国立英士大学和之江大学藏书，奠定了古籍馆藏基础。古籍藏书除采购之外还走访名家，先后获赠或购得刘大白、章俊之、潘国纲、马叙伦、邵裴子、任铭善、张荫麟诸先生藏书。

馆藏古籍四部咸备，种类齐全，善本众多。善本书主要来自于“嘉业堂”和“玉海楼”两大著名藏书楼及嵊州袁氏家族旧藏，以嘉业堂明版书和玉海楼孙氏稿抄本、批校本最具特色。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首次以巨款购入了刘氏嘉业堂的部分藏书。解放前夕，又接受孙氏玉海楼的旧藏和英士大学馆藏，馆藏古籍已初具规模。1985年袁涤庵后人又将宋元佳椠赠予浙江大学图书馆，浙大古籍精品迭出，满目琳琅。刘氏嘉业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人藏书楼，由刘承干所建。刘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与刻书家，被称为民国藏书第一人。辛亥革命后，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刘潜心于收集和整理古籍之际，又钟情于雕版印刷，大量刊刻书籍，很多都是当时罕见之本。

1942以后，刘氏家道中落，为维持生计，抛售古籍。其时张叔平获得嘉业堂之宋元刻本、明刻本、四库底本，名家钞本等楼藏精华，后陆续出售，如嘉业堂旧藏的明刻本四百种。浙大闻讯后，特请任铭善教授赴沪拟予收购。张其昀《国立浙江大学新收刘氏嘉业堂旧藏书目录》记录了这一经过：

“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之丰，驰誉海内外。遭时变故，颇多散出。其精华者，乃为长沙张氏圣泽园所有。今年春，本大学经蒋慰堂、徐森玉、郑振择三先生之洽介，从张氏获得明刻本五百余种，并圣泽堂自藏书籍，为数二万四千余册。此皆陈布雷先生之赞助与教育部之拨款，始克成斯美举。”另据《图书展望》杂志刊登的消息，浙江大学于1945年底又购得嘉业堂古籍22000册。嘉业堂藏书美不胜收，我馆所得古籍，对照嘉业堂《明刊本书目》，大约是原目的十之六、七。

浙江瑞安孙氏玉海楼是晚清著名的藏书楼。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历孙衣言、孙诒让、孙延钊祖孙三代。玉海楼的藏书为孙衣言经始，至孙诒让极盛。当年藏书达八九万卷，其中珍善本四千册，以富名家批校本、乡邦文献和珍善本闻名。

由于孙氏世代均为学人，故其藏书多钞本和批校本，学术研究价值高。1947年，延钊先生欲将楼藏捐赠，引起各方关注。后经夏承焘先生多方斡旋，最终商定：藏书一分为二，浙大得到孙诒让的全部遗著和批校本，以及部分善本；温州方面得到地方文献和全部通常本，以及部分善本。此事协商解决，两全其美，诚不失为文化界一件美事。

浙大玉海楼藏书，由任铭善教授整理，编成《孙氏玉海楼书目》（写本）共计四百七十种，二千九百余册。现存我馆孙诒让手稿本二十一种，为独家馆藏，在馆藏原玉海楼旧藏的多种书籍中，还留有不少孙诒让与其父孙衣言手书的题识、校记，蝇头工楷，朱墨如新，是不可多得之珍品。

袁涤庵，名翼，又字鸿缙，号剡溪老人，嵊县新市乡上碧溪人。藏书甚富，其中不乏宋元名椠，以地方志最具特色，有民国时期“地方志第一收藏家”的称号。

1986年下半年，袁氏家族后人，著名的航空科学家袁绍文先生将收藏的航空工程学书籍和一生的成果资料赠予我馆。为此，浙江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袁氏工程图书馆”，专藏该批藏书。同年年底，袁氏家族将文革中被抄没而后发还的一部分，即22种297册宋元明清古籍捐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1987年校庆期间，浙江大学举行了“袁氏家族赠书仪式”，袁涤庵四子袁绍良代表袁氏家族出席了仪式。在袁氏家族捐赠的这批古籍中，以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最为珍贵，亦为“镇馆之宝”。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给予该书极高的赞誉，并欣然写下《袁氏赠书记》一文：

“……其中最珍贵者，一为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纲目》虽属残本，而字大悦目，刻印精良，纸质亦莹洁，实为希世之珍……”

除时代较早的宋元刻本外，馆中还藏有许多版本稀见的珍品。所藏写本如清乾隆间文澜阁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残本，稿本如清李象坤《雁山志稿》，抄本如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龙洲道人集》、清内府五色抄本《劝善金科》，活字本如明铜活字印本《唐人集》，刻本如明成化十九年（1483）刻本《畏庵集》，四库底本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汝淳刻本《重刻徐幼文北郭集》，以及清人何焯、顾嗣立、何绍基等名家批校题跋本，皆属不可多得之珍品。孙诒让稿本21种及孙氏父子批校题跋本百余种，既是孙氏父子治学的成果，也是研究孙氏父子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古籍修复实验室的时光魔术

在古籍馆一楼，有一间安静的实验室。在这里，古籍修复师们，与时间赛跑，让斑驳的古书重获新生。

实验室进门左手边，是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微型厨房的湿洗清洁区。煮锅、蒸锅、水槽、搅拌机、小麦淀粉……这些厨房用品，也是基础且重要的修复工具和材料。比如，为了呈现完美的修复效果，需要制作出颜色相近的修复纸张，此时就需要把同材质的纸张浸泡到煮好的红茶、普洱茶等染液中染色。再比如，一些古籍因受潮严重导致书叶粘在一起，修复之前就需要先把它蒸一下才能将书叶分离开来。修复工作区有专业的工作台、裱画台、压书机；实验检测区则配有拍摄相机、纸张纤维分析仪、撕裂度测定仪、拉力仪、耐折度测定仪、全自动色度仪、纸质文物光谱分析仪等仪器设备。学校图书馆古籍修复肇始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80年代派馆员林崇煌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训练班。自此，修复工作薪火不绝。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后，图书馆持续投入资金、人力、场地，古籍修复工作也走上快速发展道路。2014年，成为首批“浙江省古籍修复站”。目前，实验室有3位全职古籍修复工作人员以及1名古籍修复方向科研人员。

古籍修复看似是简单的“补窟窿”，但它背后的步骤繁多。在完成登记、拍照后，工作人员需要先制定包括染色配纸在内的具体修复方案，才会进入精细的修复阶段，逐步完成拆书叶、编页码、制浆糊、溜书口、补书叶（托书叶）、修书皮和最后的喷水压平工序。在此基础上，还需根据实际需要完成折叶、剪边、锤平、压实、衬纸、墩齐、装订等步骤。修复一本六七十叶的古籍，通常需要一位工作人员耗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浙大古籍修复涵盖对传统古籍、西文古籍、碑帖拓片等类型的修复。自2007年以来，完成《司马温公文集》（明崇祯刻本）、《隶辨》（清乾隆刻本）、《招山小集》（清抄本）、《玉山县志》（清刻本）等520余册计5万余叶古籍的修复和1万余册的古籍穿线换面工作。

修旧如旧，是古籍修复的原则和要求。只有选用最适宜的纸张，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宣纸绵密强韧、润墨性强，竹纸薄脆平整，皮纸细致紧密……不同类型的手工纸特点有别，即使是同一大类的纸张，也有不同的特性。从2013年开始，实验室就在搜集、积攒手工纸。目前，古籍馆专门设有一个50平方的修复纸库，恒湿恒温保存着180余个品种、共计6万多张的修复用纸，其中最薄的纸张厚度为0.015毫米，每平米纸张重量才2克，而最厚的纸张则有它10倍以上的厚度。

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匠心和情怀的行当。工作人员也通过组织开展古籍修复活动，动员全校师生加入到古籍保护的行列中来。近几年来，已在校内主办线装装帧、修复展示、拓片制作、西文装帧等宣传活动10余场，活动参与人数达200人以上；自主拍摄了《我在浙大修古籍》系列视频3个；还与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合作，面向校内和校外展示古籍修复技艺。（整編吴俊洁麦芽摄影孔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