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步辇图》《簪花仕女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寒林重汀图》，宋朝的《摹张萱捣练图》《千里江山图》……这些享誉全球的中国古代书画稀世珍宝，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即便想要欣赏其中一幅，往往也是十分艰难的。11月2日，在浙江大学开幕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阶段性成果展”，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使用的绘画调色样稿中近三十分之一部分为主要陈列内容，以展示先秦以来存世至今的中国古代绘画经典，让广大观众一饱眼福。

这场作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以来以中国画作为主要内容的最大规模展览，分为核心馆、专题馆、特色馆，通过500件左右调色打样稿作品，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此次展览还展出在山西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等兄弟单位大力支持下最新完成的佛光寺数字化成果及敦煌莫高窟第57窟复制窟，运用现代科技实现了传统绘画和建筑的活化。

■文 柯溢能 吴雅兰

不同时空的国宝“重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就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长期关怀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多年来习总书记一直持续关注并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同时，这个项目得到中宣部、浙江省委省政府等各级各部门领导与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以及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本次展览的浙大党委宣传部策展人王利剑介绍，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大系”项目联动全球文博机构，为12250余件（套）中国古代画作建立精准的数字化档案；以《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五大全集、67卷240余册的宏大体量，推出了目前全球范围内收录作品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集成，为保护、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说：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衍生与转化，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转化的重大突破。”

“大系”团队积16年之功，克服重重困难，为全球存世的中国古代绘画建立了迄今为止保真度最高的图像资料宝库。并且这些成果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推荐栏目与美术栏目中作了普及宣传，至今已推出420余期，单期一次最多点击量为220余万。

走进位于核心馆（展厅四）的国宝“珍品”单元，与过往灯光暗淡、布局疏朗的书画作品展明显不同，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在十分明亮的参观环境中1：1原大打印的名画图像扑面而来，密密麻麻让人应接不暇，展品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瞿炼说：“‘大系’实现了入选绘画作品的‘数字化替身’，只要你能想到的中国古代名画，在‘大系’里或许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这次展示了其中160多幅唐宋元及之前年代的作品。”

国宝“珍品”单元以宋朝《宣和画谱》、清朝《石渠宝笈》和当下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为脉络，讲述了国宝离散与团聚的故事。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编纂完成的《宣和画谱》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绘画著录书，收录了魏晋以来231位画家的6396件作品。靖康之难（1127年）后，《宣和画谱》所载名画尽数流散，幸存于世的都是国宝奇珍。在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入藏南宋内府的《簪花仕女图》《匡庐图》，它们可能是宋高宗派人到宋金边境“榷场”回购的，也可看到金章宗收藏的宋徽宗赵佶名作《摹张萱捣练图》《摹张宣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及元代到明清递藏有序的《游春图》《历代帝王图》《韩熙载夜宴图》等。

在“《石渠宝笈》和清代宫廷藏画的离散”单元中，观众将沉浸在从乾隆到嘉庆年间清宫鼎盛时期的收藏。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清宫藏画流散损毁。因此，本单元讲述的是近代以来清宫收藏的国宝名画遭到劫掠、盗卖而离散甚至流失海外的不幸历史。如乾隆曾将宋摹《女史箴图卷》以及三件传为李公麟作品的《蜀江图卷》《九歌图卷》和《潇湘图卷》定为“四美”，珍藏于建福宫的静怡轩中。今天除《九歌图卷》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外，其余“三美”都流失海外。瞿炼介绍，在本次展览中，终于通过“大系”出版物调色样稿，将国家博物馆的《九歌图卷》与散落在大英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中的其他“三美”共同展出，观众得以有机会一起目睹“四美”的风采。“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许多国宝级名画聚非一日之功，毁仅一瞬之间。”瞿炼说，很多藏画通过“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首次跟世人见面。

“这些深藏罕现的珍奇国宝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现在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团聚了。”

在第三单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和国宝的‘团聚’”版块中，耳熟能详的名作《照夜白》《千里江山图》《溪山行旅图》《江山楼观图》等调色样稿，按照中国与日本、欧美等所藏区域次第展出。海量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大系”项目团队依靠各方面力量，利用最新的摄影、印刷技术，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为抢救性保护和普及性传播中国历代绘画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而结出的丰硕成果。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重镇”

在展览中，还有一面巨大的“大系”书墙，诉说着大系工程16年的艰辛与不易。

在16年的工作中，“大系”项目收集了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以数字化的方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为补写、改写、重写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建立了数量可观、质量可靠的资料库。“大系”在图像拍摄、扫描、校色、印刷等每一步骤都有极为严格的质量把控，对图像品质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原真效果。比如，大部分作品使用了全球最大幅面的8英寸*10英寸反转片拍摄，绝大部分作品属于全球首次高清拍摄。在校色过程中，无论是保存较为完好还是墨色斑驳灰暗、画面起皱甚至碎裂的画作，团队都对其进行反复调整和打样，必要时还重回馆藏地或展览现场进行颜色比对。本次展览的画作皆为“大系”使用的调色样稿，其色彩、品质皆与“大系”出版物一致。

通过“大系”工程，许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得以汇聚一堂，它们背后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本次展览选用“大系”中一部分存在明显关联的图像，揭示中国古代书画中隐藏的故事。“大系”收集的图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它们参商相隔，天各一方，今天却以数字化的形式再续前缘，千里迢迢团聚一堂，为收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回味无穷的精彩故事。比如，《睢阳五老图》是以北宋家居睢阳的五位德、才、寿兼备的重臣为原型而绘制的，历代名人大家不断为之题跋作序、写诗、复制、装裱，简直成了一部中国名画小史。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王珅介绍，“五幅画现在收藏在美国不同的博物馆，大系通过数字化方式将这同一套作品又重新收录在了一起。”

同时，“大系”工程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对图像漫漶不清、画面残损度较高的作品进行了“无损伤”修复，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保护、研究、展示中国艺术和文化开辟了新途径。

例如，“大系”图像精度极高，将局部放大数倍后可观察到许多原作中不易发现的细节。《货郎图》的货摊中放着什么？《清明上河图》里店铺在卖什么？《滕王阁图》的榫卯结构是什么样？曲阜孔府珍藏的《三圣图》里奥秘是什么？这些让人好奇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找到答案。

“这些名画随着时间的悠远，很多细节难以看清，但‘大系’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其放大，完全可以满足最苛刻的研究需求。比如画面中只有巴掌大的宋代建筑，放大后细节就清晰可见，从中更能体会古人的独特匠心和画家卓越的功力。”

在中国古代书画的鉴赏研究中，真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藏家和学者。

“大系”工程中包含了许多内容相关、关系复杂的“多胞胎”图像，如王蒙的《花溪渔隐图》“三胞胎”、陈洪绶的《右军笼鹅图》“三胞胎”等，为书画鉴定和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视觉材料，不仅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也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专题馆（展厅一）中，以‘集大成者’‘真伪有凭’‘世纪之争’‘精益求精’四个单元来展现‘大系’工作中这些书画里的故事，”王珅说，“大系”图像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此前的同类画作图录，重点都是画作图像本身，但“大系”不少作品都有详细信息，同时先秦汉唐、明、清画全集作品款识、题跋均列出释文，许多明清名家画作的题跋将通过“大系”首次完整出版，这次展览中许多作品，我们都制作了二维码，“共享产生了更大的价值，其中许多信息为解决以往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比如我们从画上盖的印章就能进一步了解作品的收藏过程与真伪鉴定的依据。”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重现”

“大系”项目追求“以美为媒”。专题馆（展厅二）展出即将出版的《先秦汉唐画全集》所收录的140余幅黑水城、敦煌画作的调色打样稿，让流散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唐、宋时期纸、绢、麻质绘画作品成功“回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数字化复原”

“数字化共享”是浙江大学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重要理念。这次展览中除了“大系”工作出版成果的展示外，还在专题馆展示了敦煌莫高窟第57窟复制窟；在特色馆（展厅三）展出了“无界之境——佛光寺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成果”，让历史上同一时期不同样态的文物在新时代“见面”。

绘画与建筑虽然分属不同类别，但本身是互联共通的。

“佛光寺东大殿与很多‘大系’集聚的绘画作品，特别是敦煌绘画，属于同一个时代。敦煌壁画大型经变画中描绘的佛国胜景，本身就是仿照当时的建筑殿堂。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殿堂式木构建筑，可以帮助公众了解敦煌画中殿堂的真实样貌，从而对古代画家描绘木构殿堂的功力心生敬意。所以，佛光寺数字化成果可以看作是‘大系’项目的延伸。”团队负责人、本次展览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李志荣教授说。

佛光寺的发现，最早是梁思成先生受到敦煌壁画中“五台山图”的启示和指引，寺里的东大殿是被梁思成先生确证的中国现存唯一的唐代殿堂式木构建筑。1937年6、7月间，中华民族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以抢救、调查、传承中华民族营造传统为己任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循着敦煌壁画中五台山图（敦煌莫高窟第61窟后壁）的启示和指引，克服万难，找到了“大佛光寺”，发现并确证了佛光寺幸存东大殿为唐代大殿，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第一座唐代殿堂的存在。在不足两周的时间里，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工作方法、最先进的设备，留存了这座伟大寺院和殿堂的“形与色”，在黯淡岁月里成就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精神的不辍之光。

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从整个大佛光寺区域开始，按照考古记录的要求，根据从整体到局部、针对性综合应用的技术路线，克服了文物信息体量庞大、作业环境多变、数据采集空间狭窄等困难，为佛光寺寺域内外，眼目所及从整体到细部的所有遗存——建筑、彩塑、壁画、墨书、经幢、碑刻、法钟、铺地乃至残石，建立了可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全面呈现的翔实档案。“相隔70年，即使用着最先进的设备，千方百计把数字化技术用到极致，‘不辜负古人的匠心’，记录佛光寺文物的至形至色，依然十分困难，依然至苦。”李志荣说。

佛光寺联合数字化项目的数据总量约11TB。

“如果用0.5毫米直径的圆珠笔尖把每一个比特的数据点一个小点，11TB所有数据加起来有25平方公里，差不多可以覆盖6.25个浙大紫金港校区。”承担数字化技术支撑的本次展览策展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刁常宇说。

正是数字化，让收藏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突破时空，超越类别，来了一场“面对面的相会”，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有幸领略古人丰富的文化世界，感受到积淀其中的那份深厚的文化精神，让千年丹青重现于今日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