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兰
40年前，古籍所诞生于当时的杭大新村里一间8平米的小会议室。虽是“陋室”，却是谈笑有鸿儒。学校文史专业的顶级学者于这一方天地里纵论古今，深耕古籍整理研究。此后，一批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集聚古籍所，在这间屋子研习，又走出这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接过前辈的火炬，守正创新，续谱华章。也许，40年时间并不算太长，但他们立志要代代守望的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
绛帐春风：上下求索的历史传承
常年戴着一副眼镜，在厚如啤酒瓶底般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晚年因视力只剩下常人的千分之几，不得不把书凑到鼻子跟前，凭着笔划轮廓“认”字。
他就是我国著名楚辞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
1983年古籍所正式组建，成为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全国24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姜亮夫任首任所长，副所长徐规、平慧善，教师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雪克、张金泉等，以及中文系“兼职”来任教的蒋礼鸿、郭在贻，组成了第一批导师团。
一册64开的小记事本，记录了姜亮夫写下的详细规划，内容涉及人事编制、课程设置、研究方法、授课教师名单、图书资料、招生办法、经费预算等各个方面。对于入所的新生，姜亮夫设计了专业课程和专题报告相结合的模式，利用自己的“朋友圈”邀请校内外专家来讲学。年逾八十高龄的姜亮夫，也亲自授课，即使体虚似“摇摇欲坠”，但每次上课，哪怕是下着雨，也没有耽误过。
古籍所的其他几位大家也是一心问学、诲人不倦。沈文倬被称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解决了礼学和经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也确立了古籍所在三礼经学领域的引领地位。徐规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宋史、中国古代史学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教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中国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
1983年9月，受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开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为推动学术繁荣和培养后进人才，不顾年老体衰，竭尽全力。1985年，古籍所又举办了“先秦两汉文学”和“元明清文学”讲习班。
此后，应姜亮夫之约，他早年的学生崔富章调入古籍所工作。阔别多年，崔富章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谒姜先生的那个炎热下午：“师母领我走进他的卧室兼工作室，从桌子到椅子到地板都叠放着书。”
而此时，所里已经有好一些年轻面孔，他们在“豪华导师团”的引领下，叩开了古籍研究的大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古籍所第三代领军人的张涌泉和王云路。
崔富章与学弟学妹交流后发现，姜亮夫的每一位弟子都在他堆满书的家里受过教诲，“先生对于培养后人的迫切之心、对于教学的倾尽全力，真是几十年如一日。”
与崔富章同为第二代领头雁的龚延明要来得晚一些。龚延明是徐规的弟子，历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又放弃了53元的工资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工程兵战士，后由历史系调入古籍所。
历经三代人的苦心经营，古籍所在楚辞学、敦煌学、职官科举制度、中古汉语研究和三礼经学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在历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中都保持领先水平，培养了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诸多人才，不仅是我校人文学科类研究实力最强的标杆学科之一，也成为了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开枝散叶：专精博大的学术传承
姜亮夫治学淹通，博涉多门，在楚辞训诂、敦煌韵书整理研究等领域尤擅胜场。他的《楚辞通故》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获评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的中古汉语语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韵辑》基本复原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系统。
姜亮夫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为使命，即使在流亡逃难之际，他都时刻挂念着敦煌经卷的保护研究。他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敦煌学概论》则为敦煌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可贵探索。
作为创所人，姜亮夫不仅给古籍所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也定下了研究要视野开阔交叉融合的发展要义。他倡导的文史哲兼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教育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沈文倬。他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不可割裂。数十年来，他潜心治学，以“三礼”为中心，以多学科为径，向四周伸展，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下，古籍所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张涌泉继承了这一脉，长期浸淫敦煌写卷，成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在阅读敦煌文献的过程中，他又创新发展了近代汉字研究，第一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俗字学理论体系，《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开创性著作站在了俗字研究的学术之巅。同时张涌泉还是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奠定者。他多年来做的“敦煌文献缀合”工作，让破碎后分散的残片“破镜重圆”。
王云路是郭在贻招的第一届硕士生，后又跟随姜亮夫读博，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在中古词汇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一系列开创性成果被誉为“填补汉语史研究大段空缺的一块块基石”。同时她又在不变中追求变，从单个词语中归纳出更系统的词语脉络，找出其中的规律，来探索汉语的真谛，“点心”为什么不能叫“点腹”或者“滴心”？为什么是“一双儿女”却不能说“一副儿女”？都是些很有趣的研究，而能说清楚一个词词义产生的根源和流变，在王云路看来是很有意义的事。
广博的同时，专注也是必要的。在古籍所，每一个人都涉猎若干领域，又都有自己的“自留地”。
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登科录》，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龚延明和弟子祖慧从零开始，通过检阅宋代经、史、子、集海量的文献，清理出41040人的宋代登科人名录，411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为中国科举史填补了宋无《登科录》的空白。而后他又颇有远见地打造《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将人文社科研究从卡片时代推向数字化研究时代。
崔富章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版本目录学方向的研究，陆续推出了《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书目五种三编》《楚辞书录解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楚辞学研究丛书”，其作品被学者尊为“当世《楚辞》版本目录学之殿”“国内乃至世界楚辞学研究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
束景南以朱子学与理学为基点，延伸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朱熹、王阳明研究上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专著《朱熹年谱长编》《朱子大传》《阳明大传》《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等著述屡获省部级各类优秀成果奖，被授予浙江省特级专家称号。
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新一代古籍人手中，七零后、八零后学术骨干也在不断取得优秀成果。
拒绝浮华：笃实不虚的学风传承
王云路对姜亮夫教的研究方法记忆犹新：“姜先生说，做学问就像在打桩，桩打得越深，旁边的泥土就越会吸附在桩的周围，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是浮萍，没有一个归属。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重在打基础，要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这是姜亮夫给学生立下的规矩。去世之前姜亮夫在小记事本上亲笔写下“最后最高要求”：“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坚苦卓绝的气概！”
这么多年下来，读书报告会也成为了古籍所的重要研学方式。
“礼和利是连不起来的，不要从利的角度考虑。”这是沈文倬对入门弟子的教诲。当看到很多年轻人投身于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治经治礼不易，不能速成，要下苦工夫。正如他自己，一篇文章要反复“雕琢”，一部40万字的大作愣是压缩到了16万字才发表。直到80多岁时沈文倬才发表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至今依然是研究敦煌学的必备书籍，但是书出版后，他仍不满足，对于书中的词条，不断增订，找到一条例证，就增加一条，持续30年之久。他对学术的执着求索，尽在书中。
重文献、重实证一直是古籍所的鲜明特征，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尊重。龚延明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遇到好多拦路虎，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引文里面有好多版曹、右史、台丞、谏长、副端，这些到底是什么官？我都不明白，查词典也查不到。”他认为做学问就要有见难而上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魄力。于是龚延明开始搜集宋代职官别名，遇到一个别名，就做一张卡片，经过不断积累，做成了数十万张卡片。
郭在贻非常强调“人要做发明派”，他常引用胡适的话说，发现一条新义就像发现一颗新星一样重要。郭在贻的研究思路、方法对新一辈古籍人的影响很大。王云路就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三十多年来，我基本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初心不改：独领风骚的文化传承
也许看到这里，有人会问，研究这些古籍有什么用处呢？
确实，在古籍所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古籍知之甚少——看不懂，也不明白有何用。大量古籍散落在纸堆中，湮没在库房里，少人问津，更不用说整理保护研究。这也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背景。正是这份“37号文件”成为了古籍所发端的源头。
2022年，中央再次出台了古籍工作的文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而今年浙江大学古籍所也迎来了“不惑之年”。
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浙大古籍人40年持之以恒的工作中找到答案。古籍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和象征，古籍研究是一门关乎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也是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语言，这本身就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呀。我们的文化独领风骚，我们的研究也应该独领风骚！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自信从哪里来？其实自信的根基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我们知道原来的样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为什么这样，以后又会怎么发展。”王云路说，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让后辈人了解，也需要我们代代相传，这就是研究古籍的作用，也许这个作用看不见摸不着，却值得我们有这样一批批学者“做深功夫”。
比如当下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在整理出版的《中华礼藏》即是对中华传统礼学文化的致敬与继承。礼学是中华文明的命脉之学，在物质不断丰富的当下，“礼”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项工作既可以保护和保存这些典籍，又可以对礼学文献典籍作一次抢救性搜集和整理，为更好地研究继承礼学文明提供基础和准备。
当然这项工作难度也很大，需要极大的功力与定力，正如古籍所几辈人对古籍研究的坚守与坚持。
薪尽火传，辉光日新。古籍所成为一代代学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一代代学人的赓续中熠熠生辉。期待着新一代古籍人，为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记得当时所里有一间在河南宿舍的8平方米的空房间，是古籍所的活动场所。为了开展工作，我先到房产科去配房间钥匙，又到家具科去买两张桌子、十把藤椅、两只热水瓶、十只茶杯。等桌椅茶具配齐后，通知各位老师开会。届时在家里烧了开水，拿了茶叶，在姜老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所会议。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办学条件逐步好转。
——平慧善
1983年9月，我成了古籍研究所第一批硕士生之一。我们首批6名研究生，姜先生是十分重视的，并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来开设课程。我们每周一次到河南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姜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虽然所里的师资力量已是非常雄厚，除姜先生以外，讲古汉语有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讲音韵学有张金泉先生，讲古典文学有刘操南先生、平慧善先生，后来调进周启成先生讲庄子，讲礼学有沈文倬先生，讲版本目录学有雪克先生，后来又从浙江图书馆调进崔富章先生，讲宋史有徐规先生，等等，但姜先生仍然认为学生的学术眼界需要进一步张大，到外校请了许多老师来给我们开设不同课程。姜亮夫先生给我们讲课，曾说：“我送给你们八个字：敬业乐群，修辞立诚。”这八个字，我至今奉为圭臬。
——董平
在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三年的求学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经历。在名家云集的古籍所，我们聆听先生的教诲，体验求知的快乐，苦修立身的本领，领悟学问的意义。博士毕业至今已经17年，杭州三年的学生生活仍然历历在目。这些往事经过岁月的淘洗而未被磨蚀，因为它美好且令我终身受益，所以常被我撷取温习。怀顾之间，亦渐渐悟得当年老师们的育人奥秘：弦歌以时，春风化雨。不露声色的背后，都是精心细致的安排。而学生们也在全方位的专业浸润、学术引领、精神滋养之下，循序渐进、健康成长！
——杜朝晖
可以说，正是古籍所营造的纯正而浓郁的学术氛围：鼓励同学独立思考、自由探索，撰写论文、发表见解、疑义相析。这种宽松开放、积极向上的风气，使一向自卑的我，开始变得自信。在古籍所受教学习的五年，至今仍令我受益无穷。
——张小艳
在浙大古籍所读书虽然辛苦，但是也有诸多的快乐。我经常泡在图书馆，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五楼的古籍部。那里环境非常安静。我喜欢选择正对着窗的地方，累了，看看窗外的梧桐。古籍部的老师，记得有一个姓刘的，人非常好，年纪在五十开外的样子，我每次去，她都很热情，总是笑眯眯的。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极为美好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总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仿佛仍能闻到线装书淡淡的香味。
——李桂生